未来传媒生态的五个假设 媒体发展的路径依赖

    预测，是未来学的事情。这门学问似乎只在美国风起云涌、独领风骚。原因或许复杂，究其主要，恐怕就是美国仅有200多年的历史，向后看只看到贫瘠而看不到荣光，所以，不得不形成一种向前看的未来意识。当然还有别的原因，比如美国在近百年来的持续领先，必须要回答人类历史上未曾经历的新情况。

    所有对未来的预测，总会被证真或者证伪，除非这预测全是废话，什么也没说。也就是说，预测即意味着风险，而大家都知道，未来学家的预测一般总会瑕瑜并见，香花和毒草并存。

    中国和美国不同，我们喜欢往后看，我们喜欢以史为鉴，从悠久的传统中洞见未来。这个文章之所以斗胆涉足对未来传媒发展的路径展望，其不多的底气也基于对媒介传统的了解。传媒未来的基本面，甚至所有可能性无疑深深契合于传统之中，这就是媒体发展的路径依赖。

    一、媒介制度环境的改善：信息公开导致信息获取成本下降，而整合成本上升。

    2008年5月1日生效实施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确立了“信息公开”的执政原则。根据某种估计，政府信息占到社会信息总量的80%。因此，顺应世界发展潮流的信息公开制度的建立，以及渐进的实现过程，意味着信息获取成本大幅下降，有效社会信息大量增加。信息的海量增长与个体注意力的有限性的冲突愈加不可避免，无法调和。因此，弥合信息总量与注意力之间的鸿沟，从而在最短的时间内提供最优化的信息，需要媒体整合能力要有较大提升。

    在这个背景下，记者的能力素质也会产生相应的结构变化：采访能力的决定性因素从“人际关系的深度和广度”向记者的“见解、判断和经历”变迁。如果说，早期新闻竞争处于高度依赖信息源的阶段，某种程度上关系决定采访能力；那么未来发展则处于高度依赖整合能力的阶段，某种程度上“见识、判断和经历”决定采访能力。法拉奇对邓小平的采访似可作为未来新闻竞争的学习典型。

    对“见识、判断和经历”的倚重，吁求记者必须具备高素质的单兵作战能力，但这不排除团队的合作，反而对团队合作有更高的要求。面对更为复杂的世界变化和前所未有的新情况，个体的智慧和能力无力应对，知识共同体的观察和发言将更加重要，社会需要推动学者群体走向社会前台，也要求记者群策群力的探索和追问。与之相对，必然是民众批判能力迅速提高。没有高水准的受众群体及其批评者，也不可能有高水平的传播者。受者与传者相互推动，共同成长，在同一生态结构相互依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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